最近社会上最炙手可热的话题莫过于南京某政法委书记向媒体“披露”的彭宇案内幕——
彭宇承认自己是撞了徐老太的。这又一次挫伤了许多敏感的神经元——
这些神经元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哦，那是在药家鑫案的判决前后——
当那些神经元们发现药远不是他们所意淫出来的官二代或者富二代的时候，
我曾经见过它们捶胸顿足、大骂原告代理张显欺骗、无良的身影。

可想见，接下来的社会新闻版块将迎来一场怎样的的饕餮盛宴——
在其间可能会有某大学教授跳出来在公共媒体上评说彭宇长得如何像骗子；
也可能会有刑侦鉴识专家从专业立场上解释彭宇的隐瞒可能出自于学生时代的作弊情结。
会有人为当年那位未卜先知的“天才”法官王浩抱屈；
亦会有人说政法书记的出面“披露”只是为王浩同志的升迁扫清障碍。
何其热闹！

从这一场场社会性的疯狂中，我渐渐理解了一个以前我并不是特别明白的道理——
在大多数好莱坞的电影主旋律里，警察永远不会简简单单击毙邪恶的犯罪分子，
而是要把他们活着交给法庭审判——
错误的方法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
“智取威虎山”里搞卧底的杨子荣把发现自己身份的土匪拉到山头代表人民给枪毙了——
结果是符合正义战胜邪恶的主旋律的、是大快人心的，
但其手法如果在当今社会继续使用却是有问题的——

任何人都有接受审判的权利，
审判后确定罪行判处死刑和判了死刑以后发现罪行实在应该判死，
这根本就是两码子的事情。
后者的那种“未卜先知”的判断需要一种在统计学的贝叶斯方法常常被用到的假设条件——
先验(prior)。

但是注意，上面说的话包含了两层意思：

1，正确的先验知识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
也不存在某个人总是具有正确的先验知识的。

2，退一步说，这种先验性的认知只是一种假设，
只能说其引入以后，具有一定的解释性，却不能说它的引入本身就一定正确。

所以说当年王浩同志因为使用了合乎“主流社会”却有悖于“主旋律社会”的“价值观”，
将“如果没撞人就不应该扶人”的“先验”引入了本该注重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法律判决，
被社会舆论所诟病，基本上是没什么好抱屈的；
即使是今天发现事实真相正如“天才法官”王浩所假设的那样，
我们只能说王浩的判决和让猴子扔骰子得出的判决充其量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
而且还说不准谁是五十谁是百步。

同样，在药案里，
我们看到张显为了让药家鑫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不惜让受害人家属放弃应得的赔偿金、
并在舆情中营造出药家的“富二代”、“官二代”假象——
药家鑫倒是如大众所愿的受到了“正义”的死刑制裁——
但是在得知药家的真况时，很多人却觉得失落和受到蒙骗：
难道当初不正是他们的怒吼干扰了本该独立的司法调查和判决吗？

有人说，舆论的紧逼至少保证了司法公正的没有缺席；
也有人反思：如果公正的司法判决是常态，舆论又怎能影响司法？
但无论如何，舆论是可以去影响司法。但舆论又怎能去影响司法？

彭宇案、药家鑫案，恰恰是司法面对舆情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判例：
前者顶住了舆论压力，坚持了法官的判断；
后者则显然合乎舆情，令被告得到了一个速死的判决。
但是事后却都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这一方面说明了舆论和司法本就该相互独立，
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
要得到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正确的结论，方法本身也同样重要。

公众对于彭宇案的愤怒并不是来自于彭宇的“被冤枉”，
而在于其判决彭宇撞人的证据之薄弱、逻辑之荒谬；
同样对于药案的反思，并不出于我们对药家鑫减刑的支持，
而出于其判决过程中媒体、暴民和某些公众人物表现出的令人作呕的嗜血和疯狂。
其实彭宇案的结论如果只作为市井小民茶余饭后的观感并无不妥——
那种“没撞人就不该去扶”的道德推论的确颇有些符合我国所处当前历史阶段的特殊国情；
但是作为一介法官，
在证据匮乏的情形下，王浩却做出了那个上帝才敢的决断——
疑罪从有。

现在看来，王浩果然是个“天才”——
毕竟彭宇现在自己也站出来承认了撞人。
但是对不起，即使我被人起诉了杀人，
即使我的外貌被某大学教授定验了为杀人犯，
我大概也不敢找法官王浩来为我主持“正义”：

不是我对自己的人格没有信心，反倒是我对自己的人格太有信心——
但若是王浩同志再次以他那内心长存着的、有如臭水沟般的社会价值观套用为我的人格——
大概我几乎确定是要死了吧。

在朝廷台和各衙门台晚上八点黄金时段播放的时代剧里，
但凡主子们对哪位心里不爽了，
便常会迸出些“诛九族”、“满门抄斩”这样的中文四级词汇。

封建时代的君主们往往都和今日的北京、上海考生一样独占着全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
即便上课趴在桌上流口水，也不可能不熟悉“赵氏孤儿”这种《左传》、《史记》里的老套桥段。
君主们一天要忙很多事、杀很多人，时不时得就可能杀错人——
杀错了就一定会被怨恨、被报复、被扎成小人戳来戳去：
“赵氏孤儿"的故事告诉我们，避免麻烦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满门抄斩、就地掩埋。

不幸的是，我们发现在封建社会里，心直口快的往往处在被满门抄斩的风口浪尖——
于是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劣汰优胜——
全国唯一拥有纯粹的、不用溜须拍马的基因的只有一个家族，
当这个家族被另一个家族推翻的时候，又很快会被“就地掩埋面后患”——
用膝盖想一想都知道，当代的我辈中国人，都流着怎样的血液。

明白了这点，你就懂得了，为什么我说“满门抄斩”和最近的两个敏感词有着怎样的关系。
一个敏感词里，主人公服从了天性的召唤，躲在壁橱里活命；
在另一个敏感词里，三位主人公反抗这种天性，被当场击毙。

然后，正如BBC批评的那样，后续的媒体报道中，
最“有骨气”的也只敢将火力瞄准前一个敏感词，而后一个敏感词却无人问津。
但即使是这般所谓的“有骨气”的媒体，也很难在接下来一轮轮、基于“敏感词”评论的“物竞天择”中生存下去——
没有发行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生存——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在面对前一个“敏感词”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将满腔的怒火宣泄在对于某个主人公的谴责上；
然后另一些人再对这些人口诛笔伐；之后再一些人再朝着口诛笔伐者口诛笔伐，以此类推。
每个人都自以为咬住了别人的尾巴，最终胃里消化掉的只是自己的残肢。
正如有人责难“愤青误国”，但是那些责难愤青误国的人自己又何尝不是愤青？

所以我们与其去责问媒体们去报道前一个敏感词而忽视后一个敏感词的良知，
还不如去责问一下造成这一现象的制度：
对的，你没有看错。所有的问题又归结到了制度——
这一仿佛归结上去就能让所有人脱罪的免罪符。

但是根据你自己的角色——
维护的、反对的或者徘徊的，
然后你应该再问一问你自己，
你面对制度的铁幕能做些什么，而又做了些什么？
你从来针对的只是制度，而不是那些从制度中得利的人？

如果发现自己无奈和无助，也别觉得气馁——
毕竟你只是从“满门抄斩”的社会传统下，苟延残喘者的后代：
最近的两个敏感词教育我们，
躲壁橱者存，举枪者完蛋。